你是否想象过这样一种生活？
用一万五买下一套四十平的房子，一个人吃饭，活更鹤岗一个人睡觉，有意义去一个人居住。寻访2019年，买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别处东北小城鹤岗一夕间成为许多人的向往。不少曾在北上广一线城市漂泊的活更鹤岗年轻人带着家当来到鹤岗，看房、有意义去装修、寻访养猫、买房独居，别处不再谈论过去。活更鹤岗他们说自己没有家人，有意义去没有朋友，寻访没有亲戚，买房没有同事，在下午三点就天黑的那些冬日里，主动走向了一种近乎穴居的生活。
“鹤岗热”迅速在互联网上引起关注。当时进入新闻行业工作不久的记者李颖迪也注意到了相关热点。
没想到不久之后，她也成了这波“逃走的人”中的一员。2019年，她曾抱着对新闻行业的热情进入一家杂志社工作，仍然相信新闻可以改变这个世界，至少，影响这个世界一点。她也曾写过不少当时“10万+”的深度报道，可那段时间，她总觉得不快乐。后来因为一些变动，她辞去工作，对与人打交道感到疲惫，想尽力切断与外界的联系。
直到疫情出现，她不得不将自己真正封在家里，生活滑入了越来越深的不确定。那时她一度想不通：“我们这些人，明明处在——用更年长的一些人的说法——人生中最好的阶段。但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如此强烈的疲惫，以至于试图逃避，逃离，或者干脆躲起来？”2022年冬天，她动身去了鹤岗。
她在鹤岗度过了那一整个冬天。和所有逃去鹤岗的人一样，租房，生活，加入彼此以网名称呼的群聊。随着在这里的生活时间的拉长，她的困惑逐渐转向：“选择”之后，人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？他们如今生活的方式里或许就藏着当年做选择前的答案。
这些经历最终汇成了《逃走的人》。直到离开鹤岗，李颖迪说她依然不清楚，逃离是否真的能帮助人们摆脱重复与倦怠。但在那里，她感受过人们交谈时的犹豫与沉默、面对经济压力时的回避，以及谈到未来时的顾左右而言他。“当对时间的感知仅限于期待一个无法控制的未来时，勇气就会消失。”
《逃走的人》，李颖迪 著，新经典文化|文汇出版社，2024年8月。
两年后的这个秋天，我们在北京见到了从鹤岗回来的她。她又重新回到了过去的轨道，工作、写作、生活。我们聊起鹤岗的那个冬天，又谈到那个冬天的前后。面前的她频繁提到很多困惑，关于叙述，关于记录的伦理，当然也关于“新闻”本身。
她坦言，自己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那份心底的热情逐渐从新闻转向了写作。这份转变的好与坏无从谈起，但庆幸的是，它正通向一种更为踏实的平和，至少于她而言更有价值的写作。
在鹤岗买房，安“一个人”的家
“用一万五千元买下一套四十平方米的房子。她把整间房漆成白色，卫生间装全透明玻璃门，不考虑磨砂，也不做干湿分离。毕竟，独居。”
动过“去鹤岗买房”念头的人，几乎都曾看到过这条消息。
2022年左右，这个故事曾在各大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过。新闻中匿名的26岁女生成了当时移居鹤岗的标志性人物，她从南京来到鹤岗，一万五全款买房，工作在线上进行，一个人生活，还有五只猫。
看到这个故事后，李颖迪第一次有了去鹤岗买房的冲动。她辗转联系到新闻中的这个女生，见面的邀约遭到拒绝，不过对方表示，可以聊聊，但只能电话。女生在电话另一端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，“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画画，赚钱，不太出门”。“我没有朋友，没有家人，没有亲戚，没有同事，没有老板。”声音穿过电话线缓缓传来，李颖迪记得她当时无法判断这些话的真实性，只是有些怀疑——一个人真能完全脱离人群吗？
鹤岗的房子。（李颖迪摄）
在鹤岗，这就是大部分移居者的生活状态。早在2019年，鹤岗就曾因购房“白菜价”频繁上过热搜，也传出过外省年轻人去当地买房安家。但这些新闻当时并没有引起李颖迪太多关注，“他们到当地后还是和外界社会‘正常’地发生联系。这套‘买房’叙事本质上和大城市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鹤岗的房子更便宜些而已。”
直到两年后，鹤岗出现了一种类似“蛰居”的生活状态。在去鹤岗之前，李颖迪还去过很多类似的城市。“晚上坐车，路过城区大片的住宅楼，漆黑中只有零零星星三四户人家亮着灯。”房源空置导致当地的房价远低于市场均值，容纳了当今不少想去“隐居”的年轻人。
社交媒体上的这股移居潮火热地像极了一场高烧，持观望态度的人大多在屏幕前窥伺，揣测着这场高烧什么时候退热。李颖迪笑称，去鹤岗的第一周她主要是在“见同行”。鹤岗的火热吸引了各地媒体纷至，大部分接受采访的都是当地的房产中介，或者那些试图通过扩大影响力卖更多房子的人。很多外地购房者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。“我认识一个搬到鹤岗的人，后来他的社交媒体账号直接改成了‘不接受采访’。”
但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而言，这并不只是一次冲动的逃离。在同类隐居地中，鹤岗仍然保有一种“城市感”。“市区的很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。便宜的房子很均匀地分布在城区各处。鹤岗离伊春等地也很近，大家可能会在夏天结伴去露营，冬天里去冰雪大世界。它的生活，没有那么无聊。”这也是为什么在众多涌现的移居选择中，鹤岗会受到相对更多的关注。
李颖迪观察发现，相比去云南大理休息、或去巴厘岛等地当数字游民，选择去鹤岗“安家”的人也有着不同的寄托。对于几乎每一个去鹤岗的人而言，“房子”仍然是最主要的考虑。他们想要“安家”，获得某种秩序和掌控，只不过在鹤岗，安的是“一个人的家”。
小区里废弃的沙发。（李颖迪摄）
什么是“一个人的家”？
李颖迪描述说，去鹤岗的这群人大多都是按照“独居”在装修自己的房子。“林雯的房子花了六万块，一室一厅。她精心布置每个角落：客厅中间，浅棕色木质岛台放着一盘上个月烤的曲奇饼干；投影仪和屏幕——夏天，她开着投影仪看电影喝啤酒；插着红色火棘枝的玻璃瓶；两把高脚木质长凳；藏青色羊毛地毯；沙发下正在散发热气的电热毯；挂在墙上的环形暖色台灯——鹤岗冬天严寒，漫长，她觉得暖色的光能让人好受一点。房子里还堆着箱装矿泉水，盒装鸡蛋，新鲜芥蓝，透明罐装的辣椒粉、黑芝麻、腌鸡粉。靠墙放着一个四开门金属冰柜。厚厚一层碎冰包裹着批发的鸡叉骨，方便面，鸡排，半年前的冻米饭，还没发黑的土豆片，‘安井牌’鱼丸。”
在鹤岗，李颖迪去过很多人的家。每个人家里的风格都不同，几乎一眼就能从装修中窥见居住者的性格。“房子，完全成了自我的一种延伸。”她多次问过他们中的很多人：“还会不会在鹤岗待下去。”得到的回复几乎都是：“我没有别的选择了。”
这次见到李颖迪时，距离她离开鹤岗已经过去了一年多。即便到现在，每当提到鹤岗，她还是会想起那里的雪和那里的冷。在她去的那个冬天，下午三点，太阳就会落下，整个城市陷入沉寂。天黑以后，城市就没有什么生活了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子里待着，等待天亮。“这里似乎天然适合过上穴居的生活。”
那段时间，她记得自己有阵子也过得很恍惚。晚上时常失眠到很晚，第二天醒来就快中午了，没过多久，三点到了，天又黑了……
“有时觉得，一天好像只有三个小时。”
关系的解缚：逃离之后，会更自由？
“就像我从卧室走向客厅的脚步，走了很多年，我可以随便在客厅待多久了。”
失眠，并不是到了鹤岗之后才开始的。
李颖迪回忆说，在真正下决心去鹤岗前的那个夏天，她就开始有焦虑症的症状出现。“最初时常会心悸，后来严重时，整夜睡不着。”那是2022年，大环境和周遭的小环境都在经历剧烈的动荡。上半年她经历了几次“居家隔离”。她记得那段时间她在读关于苏联的一部小说《排队》。俄裔美国作家奥尔加·格鲁辛在书中描述了苏联一次长达一年的排队事件，“人们每天都在排队，买一件永远也买不到的东西。”
失控感如影随形。在居家的日子里，工作也处于不确定中。“当时编辑部濒临解散，大家散落在不同地方，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停顿了一会儿。如今回想，她形容当时的自己整个处于一种“很混沌”的状态，“身体本能地想离开这个地方”。
冬天的白日很短暂。（李颖迪摄）
谈起这些，她都说得很抽象，没有太多展开。此时的她，也像极了她在书中写到的那群移居鹤岗的人，“人们不想谈论过去”。李颖迪说，后来去到鹤岗之后，她才更深地理解：“其实人在理性和逻辑上没有想清楚很多事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已经代替你的大脑做出反应了。”
在最初关注这群人时，她曾和编辑都困惑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集体性的“社会情绪”。去鹤岗之前，她曾在河南鹤壁见到一个“隐居”的男生，聊天中男生确实会频繁提到“社会化不顺利”，会一遍遍追问：“难道是我不努力吗？”在搬到鹤壁前，他做过很多工作，曾把自己所有的非睡眠时间奉献出去，换来一个月七千的收入。“但谈到家庭、亲密关系时，你能明显感觉到他是回避的。”到鹤岗之后，这样的回避更加明显。
“去概括他们的共性是很难的，做出这个选择的每个人都太不一样了。”那段时间，李颖迪逐渐开始怀疑，当谈到外部因素对人的影响时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决定性的？“人的很多经验会不会是偶然的、随机的？”
如今流行的一种社会学式的非虚构写作倾向于从个体经历出发，凝练出一种群体性特征、结构性原因，然而，这些总结在返回来理解个体境遇时，往往解释力是有限的，甚至有可能导向对个体的暴力。这也是李颖迪最终想用一本书的体量去讲述的原因，这之间还存在被忽略的张力。而这种张力，不是社会学能解决的。“这似乎是更偏文学的问题，而不是社会学的问题。”李颖迪说。
在鹤岗遇见的人当中，林雯是为数不多向她袒露过一部分过去的人。2021年10月，林雯从江苏常州搬来鹤岗，买下一间屋子改造成了外卖炸串店。在搬到鹤岗一年半后，林雯第一次回常州。而在她那次回家的第五天，李颖迪去常州和她会合，在她家里短暂住过几天。这些天中，李颖迪看到了鹤岗之外的另一个林雯。“这个家庭界限分明，彼此都当对方不存在。客厅是爸爸的，林雯在一个房间，妈妈在另一个房间。”同一个屋檐下，三个人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，少有交集，就这么持续了很多年。
林雯的母亲曾经受不了躲回娘家，最终被娘家劝回来，“女人嫁出去就没有家了”。自那之后，母亲再没有过离婚的念头，“万事忍着”，尽量自己过活。林雯回家那几天，母亲装作不经意给她发去一张相亲对象的照片。在此之前，林雯陆续被安排过二十多次相亲，大多时候，男方一上来就要谈生孩子。家里有些压抑，走出家门也并没有好太多。那几天，李颖迪跟着林雯去看了她曾经做客服的园区。哪怕过去很久，林雯依然记得面前倒计时牌的压迫感——每个问题都要在十秒内回复，每个月都要拉考核表评比。
“从常州到鹤岗，林雯走出这一步要摆脱的是多么强韧的旧秩序：那座工业园区，那些敲打键盘的声音，那个没有声音的家庭，那张客厅里的沙发，那个沉默寡言的父亲，那些交易一般的相亲和婚姻。她要走出的是整个旧秩序对她的判定和期望。”李颖迪觉得，林雯的逃离更多是一种对“自我”的追问。
在鹤岗这波移居潮中，女性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。李颖迪从最初加入群聊时就注意到，群里女生的数量比预想中要更多，就连中介都曾表示这些年到鹤岗买房的一半以上都是女生。搬去鹤岗的男性大多会提到自己是“社会秩序”中的失败者，讲到自己没有办法结婚生孩子、没有女性看得上他们、赚不到钱、混不成人样。但女性不会讲到这些，她们只想来这里自己待着。李颖迪还发现，很多搬去鹤岗的男性不太会花心思装修自己的房子，而女性和房子的关系似乎也更特别。
逃离之后，会更自由吗？李颖迪说她到现在都没想清楚这个问题。她观察到大多去鹤岗的人的确主动放弃、或者说降低了对建立关系的期待，人们彼此称呼网名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很低。
“那里的小聚给人的感觉，很临时，就像在旅行中遇到的朋友。可能也有人聊得来，也会交付真心，但你明确知道，交付的真心很有限。每个人都随时可以收回。”但逃离这个动作，仍然在很多时刻里给人以喘息的空间。李颖迪记得，林雯在读完她的书后曾说：“就像我从卧室走向客厅的脚步，走了很多年，（现在）我可以随便在客厅待多久了。”
叙述的不可靠与非虚构的伦理
“我开始格外怀疑叙述本身的真实性。但人们讲述的方式，已经代表了某种现实。”
鹤岗的经历也让李颖迪对叙述本身产生过怀疑。
“之前的采访中，我也遇到过一些表演型人格，一般能够在对话的当下就觉察到这些叙述可能是或真或假的。”李颖迪回想起：“当时，我在鹤岗碰到了一个女孩，关系很亲近。当我离开鹤岗后，她失踪了，经过几个月的寻找，最后在她的屋子里发现了她。后来我去找她的家人和朋友，想知道她的死因，这时发现很多事实和她原来的叙述对不上。”如今回想，李颖迪觉得相比于讲了什么而言，对方怎么讲的更加重要。而人们讲述的方式，已经代表了某种现实。
卖房的电话号码。（李颖迪摄）
这本书出版后，李颖迪也和不同人再度聊起“关系”。尽管“积极建立关系”仍然以某种隐形的“政治正确”存在，但李颖迪说她内心深处还是觉得，这其实很难。“到鹤岗的人们可能就是没有获得好的关系的机会。如果只是单纯地倡导我们需要关系，这有些无视了现实的困难。”至于人与人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关心，她依然对此抱持怀疑。
这件事随之撼动的还有她长久以来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解。在传统的新闻采写中，叙述一直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，以至于人们越来越习惯将叙述当成事实本身。这些年，自述体逐渐成为非虚构写作流行的叙述方式，当事人直抵内心的自我暴露无限拉近着读者与事件本身的距离，而叙述本身的真实性退至幕后。自述中的主观感受给读者提供了情绪价值，获得的共鸣越广泛传播效果越好。至于当事人是否有代表性，事件中有哪些因素被选择性淡化了，越来越不被注意。一个精彩的、触动人心的故事更重要。
正如关于那个女孩的故事，与之相关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讲述。李颖迪在书中选择将这些来自不同人的描述单独列出，用双引号明确提示：这只是他们的讲述。对于叙述本身，李颖迪称她如今有了一些更多元的思考：“除非是我能核实的东西，我会相信这个是真的，会当作背景事实来写。但如果只是叙述，那么它需要脱离文本单独出现，不能和我的叙述混为一谈。”
除了叙述的真实性问题，更加困扰李颖迪的是“写作的价值”本身。她仍然不确定，是否应该把那个女孩的故事记录下来。说到这里时，聊天的节奏不知不觉在放缓，沉默的时刻也逐渐超过被声音填充的时段。那时我意识到，我们都没有答案。
“我最近也在思考非虚构的伦理问题，毕竟我们始终在写的，是他人的生命经验。”这种无形的伦理负担在李颖迪写作这本书期间，如影随形。她说后来她处理的办法是，加入了自己的存在。“我写到我自己的感受，我如何和他人建立关系，我与他人发生了怎样的对话……当从我出发时，这里我没有什么负担。至于写到他人具体的生活，那就逐个征得他们的同意。”
但那个女孩不同。“虽然生前她同意我写，我也给她看过，但在她去世后，我没有那么确定她还是否愿意被讲述。”李颖迪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道，关于死亡，叙述的权力始终在生者身上。那些真正穿过死亡的人，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想法了。
雪地里的空椅子。（李颖迪摄）
归根结底，在李颖迪看来，这关乎我们究竟如何看待“写作的价值”。“如果我们相信写作的价值，相信写作是呈现事实，那么这个女生的遭遇，甚至她去世后如何被对待，被忽视，无论是社会环境、公权力机构、家庭，例如，一个人失踪了，身边的人想找她，却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去立案。这些都是事实的一部分，那的确应该被写下来。在当下的社会，有人是这样孤独的死去，这样孤独的存在，这是被主流无视的暗面。”
“但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说，斯人已逝，我们永远无法得知逝者的真实想法，更无从评判相关叙述是否准确。”曾几何时，“新闻的公共性可以压倒个人性”曾几乎是业内的共识，但这些年，随着新闻事件中公共性的减弱，大部分时候报道讲述的就是每一个具体的普通人。那么在个体具体的感受面前，我们又该怎么理解所谓的抽象的“公共性”？李颖迪说，这些困惑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，也许只能交给时间。
书中的受访者之一申牧后来去豆瓣留言，称自己已经结束了这种蛰居的状态，但如今回看还有些恍惚——“过去几年的经验变成了某种琥珀一样的东西，被凝固在那个地方。”看到留言后，李颖迪觉得有些被宽慰，“也许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价值所在——把人在某个阶段的状态凝固下来。写这本书，就是凝固一段经验，仅此而已。”
离开鹤岗之后：从面向外部到面向自己写作
“后来慢慢地，我的热情就从对新闻转向了对写作本身。”
这些困惑，李颖迪说她在当初刚“入行”的时候都没有。
2019年，李颖迪结束新闻专业学习，刚毕业就进入当时一家以特稿出名的团队。那时的新闻专业还不像今天这样被唱衰，“新闻理想”也不是什么说不出口的名词。她曾自费去了北京、广州、上海等地，面访了曾在《南方周末》工作过的三十位媒体人。一篇《此间的南周》一万七千字，讲述1984年至2013年间《南方周末》的实习生群像。写作这篇文章时，她读大二，在象牙塔里隔空碰杯了围墙之上的“南周精神”。
毕业之后，她如愿做了她曾经很向往的工作，写了很多当年“10万+”的文章。可是那段时间，她总觉得不快乐。2018年，她实习的编辑部在北大开了场分享会。分享会上，她回忆自己去采访的几次经历，选题会上的受挫，以及如何调试所谓的“落差”，如何一点点去“够”那个无形的标准。那次分享会的实录中，除了她之外，还有两位刚出校园的记者也表达了类似的“恍惚”。其中一位谈到，“这确实是挫折式成长”。
时隔几年重新提起当年的这段回忆时，李颖迪说这留给她的更多是反思。“当时的那种氛围其实是很浮躁的。很多人都寄希望于通过某篇稿子成名。尤其后来我发现，很多人也的的确确把这件事当跳板。人们也谈新闻理想，但其实真正在意的是通过新闻获取声名。当有一个现实层面更大的诱惑出现，或者说所谓更好的选择时，有人毫不犹豫就投向了那些东西。” 李颖迪说，初入媒体时，她对这些并没有预期。
马场。（李颖迪摄）
这种“浮躁”也渗透在那些年的特稿创作中。“那几年，行业内部主流的风潮是把特稿当作产品。各家希望找到一个‘最重要’的题，投入大量精力在一篇稿子上，平均要改七八遍。但其中当然可能会有公共性的一面，但主观动机也不可忽视。”李颖迪说：“当时在很多公司看来，记者就是为产品服务的，整个团队的氛围是更想打造一个好的产品，不太考虑写作者的感受。这种方式其实很损耗人对写作本身的热情。”
其中的模糊之处还在于，没有人公开说这是“产品”。它依然包裹在理想的外壳之下。“其实现在回想，这种创作模式和互联网公司的产品逻辑没什么区别。其中的不同只是，互联网员工知道这件事，但那时刚入行的写作者不知道这件事。”李颖迪觉得，作为写作者的主体性的真正确立，并不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。
同样被过滤的，还有事件当事人的感受。当时的写作看重挖掘个体的复杂性，而当复杂性被持续放大时，其实缺少对这种复杂性的警惕和反思。“如果只写复杂性，而不去看背后的更深的原因，这样的复杂性其实是很浅薄的。以及当我们拿这样的复杂性去审视生活中的所有细节时，不论是你还是我，我们的生活都经不起这样的审视。”
李颖迪觉得，如果是现在的她再去采访一个人，发现了这个人的一些暗面，她可能不会写在稿子里，“那可能会伤害他（她）”。“如果这件事真的让我有那么强的共振，让我有那么强的欲望去理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，我更愿意放在虚构中写。”毕竟非虚构，始终面对的是一个人。
在李颖迪看来，以新闻写作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是包含在写作之中的。“新闻本身有一个报道的框架，即便有某种复杂性，但仍然会有一个主线，要提炼某种意义。而现在我越发觉得，这些对我来说不那么足够了。当我们对一个人的人生、他所经历的事情给出诠释时，这种诠释本身不一定是绝对的。”谈到这种转变，李颖迪说：“我如今更愿意只是呈现他经历过什么。这是我更想实现的东西。”
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转向，不只是写作形式上的变化。对于李颖迪而言，这更像是她与写作关系的一次调整。她坦言这些年她最大的变化之一是，她的热情慢慢从新闻转向了写作本身。“当我意识到我在写一个东西，我甚至不在意到底有没有人看，或者说不管有没有人看，我都要写的时候，这样的写作对我而言是更有价值的。”
黄昏的树林。（李颖迪摄）
从鹤岗回来之后，李颖迪逐渐发现，通过写作可以缓解很多痛苦。写作像是“去鹤岗”一样，都成了精神上托住她的东西。她最近读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·埃尔诺的《写作是一把刀》，在书中，埃尔诺谈到，“保全在一个社会里、在特定时间我曾参与、承载和见证的人与物，让它们不被遗忘，是的，我感觉这是推动我写作的最大动力。正是通过这种方式，写作是一种也能保全我自己的存在的方式。”
也许，在当下，写作是个体保全自我的一种方式。
仅此而已。
但也足够了。
作者/申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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